就李虎来说，挟天而号令天下，未尝不是以权推行变法的一个好办法。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指治国的大政大策，而在国是的背后，却是权力分问题，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皇帝和上大夫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是”皇帝应该怎样与士大夫们共定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着严重分歧。

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国是如何制度化？很简单，比如新法，它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变革设计，而是神宗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国是就是最国策变法和皇帝】大夫们的政治生命合为一容“异论相揽”由此也成了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依据。

皇帝决定变法，但文臣中间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变法者之间也有如何变法的争论，所以这时候“定国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法开始变法。“定国是”如何解决？“国是”制度化。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问题。”赵明诚笑“大宋新旧两党之争，表面上是治国策略之争，但归结到源，却是学术之争，也就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

李有些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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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不请一帮上大夫们拟制一行之有效的策略就行了，它需要皇帝和士大夫这两原动力的结合，而变法若想成功，必须要解决“国是”而解决“国是”的心是权力分，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从大宋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必须让相权一步扩大，直接主导变法。

场持续几十年争论的心则是‘国是’的理念问题。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

“大宋变法从仁宗皇帝景、庆历年间开始，围绕着变法的争论也就随之展开

国是？李虎一次听到这两个字，非常好奇。国是和变法理念有什么关系？

“叔父，刚才你也说了，蔡京和新党人士主掌权柄后，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导致新政迅速蜕变。”李虎问“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保证变革的成功？”

“皇帝和士大夫们在‘国’理念上有激烈的矛盾，这很正常。仁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和范仲淹、王安石、司光、吕惠卿、蔡确这些大臣在‘国是’理念上各有看法，结果导致变法反反复复，党争愈演愈烈。当今太上皇和蔡京在‘国是’理念上也有矛盾，蔡京四上四下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太上皇的变法思路和蔡京的变法思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蔡京就下台，所以新政蜕变的责任不是蔡京一个人的，太上皇、蔡京和大臣们都有责任。”

淄：

“看看我大宋代变法，不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究其原因是皇帝和士大夫们无法‘定国是’，说简单一就是无法合理分权力。”

。”

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

国是：源于南朝范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国是制度化了，了最国策，那么无论是皇权还是相权合法都可以由“国是”提供，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切政争、党争也皆来源于“国是”如果“国是”不能确定么政争和党争也就不会停止。

“是，则也”（《尔雅言》），而“则，常也”“法也”（《尔雅》）。“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中的“是”即为则也，常也，法也，是国家长治的大政。“共，同也”（《说文解字》），即齐心协力的意思。这样看来，共商国是，即可解释为“齐心协力地商定国家大事”的意思。

“现在你明白了吗？”赵明诚“大宋的党争就是来源于‘国是’，‘国是’不定，新、旧两党势必为了争夺决策权而大打手。‘国是’为什么定不下来？士大夫们只能鼓变法不能发动变法，他们仅仅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变法只能由皇帝发动，皇帝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只有这两原动力合二为一，变法才能开始，而‘国是’才能制定并将其制度化。”

“变法最终都要以权来推行法的实施则由宰相和一帮文臣们来作，相权如果过度集中到变法的新党手上，这显然会影响到皇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蔡京就是一个例，他和新党人士最终主掌了权柄，权势倾天，结果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贪污**横行天下，新政迅速蜕变，国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