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却少了一韵味，少了一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锺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盼的神。没有文人，山也在，却不会有山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的人文意义。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上庐山时，看见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现于中国文坛。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闹。散落在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柔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山既，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风味。

，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爬山涉溪、攀藤沟。当时的山，路依稀，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问安用此，曰，勺豆逸于着。予不禁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纔以不漏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天池赋》贴在寺上，僧人纔知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虽不免艰苦却还有派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声。他从这号里听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的这首诗不难悟到，这号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天底下的名山名大多是文人鼓来的，但鼓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于是山与文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