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我的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也不妨以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名。

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轻淡了。然而“罪孽重不自殒灭”⒆的中国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有宗社党的活动和遗老的谬举⒇而两族的旧史又令人忆起，有袁世凯的手段而南北的恶加甚，有谋家的狡计而省界又被利用(22)，并且此后还要增长起来！

当罗先珂君(25)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26)上的一篇江涣氏的文字(27)。于是将这译，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里伸手来，了海外的奇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日文的《桃的云》版时，江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检查机关（警察厅？）删节得很多。我的译文是完全的，但当这剧本印成本时，却没有印上去。因为其时我又见了别一情形，起了别一意见，不想在中国人的愤火上，再添薪炭了。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者反抗，而反在弱者上发，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已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据上述的理由，更一步而希望于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事刂]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二，洋狗或洋。庚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已在那人的额上看一个“十”字。

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扦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国民是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搏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的地方，这地方，就是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

孔老先生说：“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我们自己看看本国的模样，就可知不会有什么友人的了，岂但没有友人，简直大半都曾经过仇敌。不过仇甲的时候，向乙等候公论，后来仇乙的时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来，倒也似乎并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敌。但怨敌总常有一个，因此每一两年，国者总要鼓舞一番对于敌人的怨恨与愤怒。

因此我常常欣慕现在的青年，虽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23)之悲罢。果然，连大学教授，也已经不解何以小说要描写下等社会的缘故了(24)，我和现代人要相距一世纪的话，似乎有些确凿。但我也不想湔洗，——虽然很觉得惭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