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怀着鬼胎，而装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这蛆虫充满的“臭厕”是难于打扫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4）《现代评论》综合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版，一九二八年底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等，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依附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风及其后的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都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转而投靠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

（3）“和光同尘”语《老》：“和其光，同其尘。”随和的意思。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10）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聊以效颦——

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言也有，某言，大抵是奔凑到某耳朵，写在某笔下的。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五月三十日。

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局外人那里会知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的。

（2）即收本书的《忽然想到》之七。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言”了么？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京报副刊》。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怪；